古代壁畫往往透露很多珍貴的歷史訊息。1937年，梁思成就憑藉一幅展現唐代建築風格的壁畫，尋找到佛光真容禪寺（又稱「佛光寺」），證實中國仍保存著唐代木構建築而震驚了世界。而另一批透露了朝鮮王朝向日傳播中國文化的壁畫，則由日本考古學家於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在奈良縣高市郡明日香村的高松塚古墳中發現。
從已進入大眾視野的日本古墳壁畫中得知，飛鳥時代以前的古墳壁畫大多數以單色為主，構圖稚拙天真。然而，一踏入公元六世紀中葉，古墳壁畫即發生鉅大的轉變，令人眼前一亮。被鑑定為飛鳥時代中期以後建成的高松塚古墳，玄室內的壁畫色彩斑斕、構圖精密、氣勢宏大、筆法圓熟。這種脫胎換骨的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
正如前文提及，崇峻天皇元年（588年），為了建造法興寺（即飛鳥寺），百濟派遣了一名畫工到日本。這名來自百濟的畫工，傳授技藝予日本工匠，對日本繪畫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十六年後，首批受朝廷認可的精英畫師於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誕生。據《日本書紀》記載：「始定黃書畫師、山背畫師」。加上《聖德太子傳曆》卷上云：「為繪諸寺佛像莊嚴，定黃文畫師、山背畫師、簀秦畫師、河内畫師、楢畫師等，免其戶課，永為名業。」這些史料記錄了當時人才輩出之餘，還把他們的主要工作範疇和享有的待遇一併記下。相隔六年，即推古天皇十八年（610年），高句麗僧人曇徴又把製造紙、墨和顏料的技術傳入日本。至此，在朝鮮諸國王朝的直接支持下，日本大和國所需的繪畫人才、工具、材料、組織、制度等，在飛鳥時代只花了短短廿二年便一應俱全。
爾後，日本繪畫有了飛躍性的發展，高松塚古墳壁畫是其中一個有力的體現。這批壁畫的題材包括侍者及侍女群像、四靈獸（蒼龍、白虎、朱雀、玄武）、日輪和月輪。從天板石上，還發現到紅色的硃砂線把點點金箔連接起來，形成四象、七政、二十八宿、三垣等星宿圖。這無疑是企圖在一個密閉的幽闇空間之中，再現夜空上星羅棋布的天文景象與令人嚮往的世間活動。上圖的右方是其中一幅高松塚古墳壁畫。若不是已知其出處，恐怕會誤以為是一幅中國壁畫。圖中侍女們的服飾展現出濃厚的隋唐風格，她們手持的團扇和佛教法仗清晰可見。
在古代日本積極派遣隋使和遣唐使直接吸收中國文化之前，朝鮮諸國擔當了舉足輕重的橋樑角色。至於他們作為傳播中國文化的橋樑角色有多到位，也許可從公元六世紀梁朝蕭繹繪製的《職貢圖》中略知一二。《職貢圖》記載了曾到古代中國進貢的各國使者之特徵。原圖今已佚失，現存為宋人摹本的殘卷。上圖的左方和中間兩幅影像擷取自《職貢圖》。左圖顯示當時的倭國（即後來的日本國）使者入朝進貢時的原始打扮，而中圖所示的百濟國使者的裝束則明顯與中國服飾無異。由此，即不難理解何以一身隋唐服飾打扮的侍者和侍女、中國古代天象圖等，會成為日本古墳壁畫的題材。這顯示了原葬於此的權貴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
通過對比初唐末期永泰公主陵壁畫、高句麗舞踊墓壁畫、法隆寺金堂壁畫等，專家鑑定高松塚古墳壁畫於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製成。換言之，這批色彩鮮艷奪目、畫工精煉嫻熟的壁畫，是在古代日本全面掌握繪畫製作後，一個世紀之內創造出來的作品。這批壁畫不僅說明了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程度之深，同時亦反映出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的日本繪畫技術已達到精湛的水平。
